作為文官政治集團和專制體制的中國歷代君王，其中有不少是文化藝術的癡迷者——癡迷的收藏者、癡迷的藝術實踐者。在3000多年的中華文化史中，唐太宗李世民、南唐后主李煜、宋徽宗趙佶、清乾隆帝弘歷是最為著名的幾位。說實話，若不是他們的這份癡迷，中國的藝術可能不會如此熠熠生輝、燦若星河，歷代杰作也不會如此多、如此完整地保存到今天。中華文化滋養著他們，他們亦反哺著文化。然而，作為君臨天下的人物，帝王藝術家或收藏家總是與一般的人有些不同。唐太宗可以下達圣旨，令天下人貢獻“二王”法書；李煜在國破家亡之際將自己一生所收藏并視作生命的書畫付之一炬（據說）；趙佶將本該用來治理國家的時間和心計多數用在了寫字作畫上，以致將一偌大的帝國變成一片殘山剩水。然而，無論如何，在清代以前，喜歡藝術的帝王們有一個普遍的習慣，就是并不在他們的珍愛的東西上過多地留下自己的痕跡、烙印。弘歷不會繪畫，卻是一個對文化和藝術有著異常高漲熱情的人。這方面，他起碼創下三項世界紀錄：寫詩最多、題跋最多、蓋印最多。他一生中寫下4.3萬多首詩。一部《全唐詩》作者2200多位，一共才4.8萬余首，而乾隆一人的產量就堪比整個唐代。怎不令人瞠目結舌！

《富春山居圖子明卷》局部，乾隆題字幾乎占滿所有空白

對于喜歡書畫的人來講，乾隆的名字和他的字跡、印章，幾乎每天都可以見到，因為他幾乎在所有喜愛的前人杰作上留下的自己的痕跡——不是題跋，就是蓋印。

在我眼里，乾隆的題跋、鈐印完全可以作為一項專門的學問加以研究。因為在這里頭，除了一種類似中國讀書人固有的文化情懷之外，還有許許多多別的東西。《富春山居圖》（子明卷），自從乾隆購得之后，一直陪伴于他，即使是出巡遠方，也總是帶在身邊，隨時欣賞，稍有興致，便提筆題跋一段。所以在前后55年間，他在這卷山水中竟然先后寫下了54通題跋！在乾隆之前，宋徽宗也曾給他人作品題字，但與乾隆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不僅數量極有限，題寫方式亦與乾隆迥異：其一，被題作品的作者大都是自己宮廷畫院的畫家。當然，為這些人作品的題款大多在畫幅之內。其二，若是前朝畫家的作品，所題寫畫名，悉數都在畫幅之外。之所以如此，大約在徽宗心目中，藝術作品一旦作就，就是一個獨立的生命，作為欣賞或收藏者，應給予足夠的尊重。他之所以有此態度，是因為他本人就是高明的藝術家，并且懂得“空”與“白”的重要性。然而，乾隆完全是另一類人。他是一個盛世皇朝的君主，是一個純粹的“中國式”專制體制的成熟政治家，其政治抱負和雄心絕非一味“尚文”的徽宗所能比擬。這樣的心態駕馭著他的筆墨，當這筆墨一旦施加于所喜愛的藝術作品，便有了一種迥異常人甚至是令人驚詫的效應。

乾隆的題字和蓋章猶如烏云一般遮蓋在名畫之上。蘇立文曾遺憾地在《symbolsofeternity》一書中寫道：“他的御章遮蓋在了一些珍品的真跡上，有時候遮蓋范圍之廣令人咋舌。”

在乾隆的眼里，前代的藝術杰作不再是一個個獨立的生命體，而更像是自己后宮中美艷可人的宮娥、佳麗。作為一國之君、男性霸權的代言人，一時興起或一旦受到誘惑，便可隨時隨地、隨心所欲地對其臨幸。于是，我們的眼前，便有了這“琳瑯滿目”的大塊小塊的朱紅印記、成片成片的題字墨跡。它不分場合、不論大小，占領著作品大大小小的空間，直至將它們吞噬殆盡。藝術，有時不僅是彰顯文化的載體，更可能是體現權力意志的舞臺；書畫，不僅是文人士大夫們暢敘幽情、修正自我的硯田，更可能是政治與文化強迫癥患者耀武揚威的戰場！所以，文化或藝術，看似只是一些筆墨、點畫、印章，但在許多時候，它完全是別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