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人民銀行召開了2021年下半年工作會議。根據會議內容，下半年人行的重點任務，包括推動出臺《征信業務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

這表明，在經歷了將近5年的調研起草之后，《辦法》終于要正式推出了。

此前，《商業銀行互聯網貸款管理暫行辦法》與《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聯手限制了互聯網平臺與銀行合作發放聯合貸的模式。

包括其后《關于進一步規范商業銀行互聯網貸款業務的通知》的下發，雖然意味著互聯網平臺徹底退出聯合貸，但當時業界認為，至少《商業銀行互聯網貸款管理暫行辦法》確認了“助貸”的合法性——所以助貸是可以放心做的。

確實，從那之后，主要的互聯網金融科技平臺都轉型做“純助貸”了——貸款由銀行、消費金融公司等持牌金融機構來發放，互聯網平臺只做導流。

但與此同時，“助貸模式”本身的政策風險也開始被屢屢提及，行業開始擔心，即便是助貸模式也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

畢竟，所謂的“純助貸”、“純導流”，其實包括獲客、運營、風控、貸后，可以說涵蓋了互聯網貸款業務的全鏈條。

現在，隨著《辦法》的落地，這種擔心即將成為現實。以目前助貸業務涉及到的數據和模型，勢必會因《辦法》的推出受到極大的影響。

目前的助貸模式肯定要做出調整，但是我們也需要看到，如果真“一刀切”的話，影響的恐怕不僅僅是互聯網金融科技平臺們，整個互聯網信貸業務都可能會受到沖擊。

從嚴管理在達到監管目標的同時，也要重視行業的可持續發展。

數據問題是核心問題

站在監管的立場，目標也很清楚，就是要把資金流和信息流都監管起來。

所以，如果說《商業銀行互聯網貸款管理暫行辦法》，將互聯網貸款拉回到持牌金融機構體系內，從而實現了對資金流的監管的話，那么《征信業務管理辦法》，實際上就是要通過持牌的征信機構，將信息流監管起來。

而在互聯網時代，所謂信息流其實就是數據流，要通過對數據的管理達到對信息的監管。

在信息采集方面，根據《征信業管理條例》，征信機構不得采集個人的宗教信仰、基因、指紋、血型、疾病和病史信息，也不得采集個人的收入、存款、有價證券、商業保險、不動產的信息和納稅數額信息。

隨著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征信業務進入數字化時代，僅僅靠《征信業管理條例》的這些規定，已經不能很好的監管信息流。這就是為何要出臺《征信業務管理辦法》，——征信業務的規則、征信的邊界、信用信息的使用都需要重新界定。

根據《征信業務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信用信息是指為金融經濟活動提供服務，用于判斷個人和企業信用狀況的各類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個人和企業的身份、地址、交通、通信、債務、財產、支付、消費、生產經營、履行法定義務等信息，以及基于前述信息對個人和企業信用狀況形成的分析、評價類信息。

在這里，征信信息的范圍擴大了，而且只要為金融經濟活動提供服務，用于判斷個人和企業的信用狀況的就屬于征信行為。很明顯，互聯網平臺的助貸業務中包含了征信行為。

但征信只能由持牌征信機構做，其他機構不能做。監管就是想在金融機構、征信機構、導流平臺之間明確界限，這點在最近傳出的“斷直連”上表現的很明顯。

人行征信管理局要求，互聯網平臺在與金融機構展開引流、助貸、聯合貸業務時，不得以申請信息、身份信息、基礎信息、個人畫像評分信息等名義，向金融機構提供個人主動提交的信息、平臺內產生的信息或從外部獲取的信息。

這就是所謂的個人信息與金融機構的“斷直連”。

助貸平臺的數據必須先給到合作的征信機構，不能直接給金融機構。而且，平臺還需要說明信息的來源、誰處理信息，怎樣處理的信息。

根據《征信業務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征信機構采集信用信息的，應當對信息提供者的業務合法性、信息來源、信息質量、信息安全、信息主體授權等進行審核，保障采集信用信息的合法、準確和可持續。

此外，征信管理局還要求，平臺機構要重新修改完善個人征信業務整改報告，并且增加整改后“平臺—征信機構—金融機構”的業務合作流程圖及文字說明，同時對各業務環節的信息采集、加工、處理主體、信息流和資金流流向等做出詳細描述。

也就是說，平臺做助貸的時候，不但要選擇一家征信機構合作，而且還要接受征信機構的審核，說明數據來源、數據加工、數據處理，確保提供給征信機構的數據合法、合規。

征信數據不能在互聯網平臺和銀行之間直接流通了。

應該為助貸留下激勵空間

其實，即使沒有“斷直連”，在助貸業務中，平臺也不愿意將數據直接給到銀行，都是能少給的就盡量少給。

以騰訊微加的信用卡導流為例，某家銀行與騰訊合作為信用卡導流，用戶在微信信息流中看到廣告，填了簡單個人信息提交申請需求后，該行的客戶經理會聯系到申請客戶，但申請能不能通過，要看騰訊微加的審核，雙方都要等騰訊微加的審核結果，如果通過了就可以往下開卡，如果沒通過，客戶經理也沒辦法。

可以看出來，在這個導流中，騰訊微加給到銀行的，應該僅僅是一個個人風險評分，而其他更詳細的申請數據、場景數據、行為數據根本就不可能給到銀行。

在助貸上，只能由互聯網平臺來主導合作規則。金融機構要么想要數據要不來，要么即使要來了，自己也沒有很強的處理能力。

所以，在數據上，互聯網平臺和銀行之間的博弈一直在進行中，現在隨著“斷直連”的要求，隨著《辦法》的落地，互聯網平臺之前不愿意給金融機構的數據，以后要給征信機構。

而在征信徹底回歸征信機構以后，平臺將變為征信信息的提供者，只要是助貸業務中用到的數據，都要提交給征信機構，包括貸款申請者提交的個人信息、平臺內產生的信息或從外部獲取的信息。

銀行則需要通過征信機構來獲取申請用戶的征信報告，然后自己再做審批。

其實這里體現了監管一直以來強調的一個問題——銀行要獨立做風控。在之前的助貸模式下，流量在平臺那、數據在平臺那，平臺相當于既做了征信又做了風控，金融機構要么沒有動力與能力去進行獨立風控，要么想做也沒有數據。

現在通過“平臺——征信機構——金融機構”這樣一個信息流的鏈條，“逼著”銀行自己獨立風控。

但這樣的話，站在平臺的角度，流量與數據本來是最大的優勢，在“平臺——征信機構——金融機構”下的助貸模式，不得不將助貸涉及的數據交給征信機構。一個是現有的業務要做合規，另外肯定要根據自身情況，調整接下來新業務的模式。

對于有場景的互聯網平臺，有大量的平臺內生信息，在現有規則下，這些信息只要不用于助貸就不用提交，如果用于助貸就要提交給征信機構。如果平臺不想將太多的底層數據和模型交出去的話，那么其助貸的動力就會下降。因為還有其他業務，長遠來看，金融科技業務板塊或許會被“降級”，其實這種情況已經發生。

再就是一些主要靠從外部獲取信息的金融科技平臺，他們受到的沖擊比有場景的互聯網平臺要大得多。

有些金融科技平臺，退出P2P、退出聯合貸之后，開始轉型做“純助貸”——只為金融機構導流。但這個導流并不是推薦一個有貸款需求的客戶那么簡單。這些金融科技公司深耕互聯網金融多年，在底層數據、算法、算力、模型方面都有很深的積累，給金融機構的“導流”實際上涵蓋了獲客、轉化、風控再到貸后管理。

現在頭部的金融科技平臺每年都要花幾個億，甚至超過十個億的廣告費用，去從外部平臺購買流量，然后培育自己的產品和系統，再與銀行等金融機構合作。如果要把助貸的所有數據和模型都報給征信機構，那么這些平臺是否還會每年花數億的資金去購買流量？

當然，除了《辦法》的要求，平臺做助貸的積極性還取決于利潤。但是在整體利率要壓降到24%以內的監管趨勢之下，留給助貸平臺的利潤空間已經不大。

在數字化時代，銀行通過互聯網平臺獲客已經是一個不可逆的趨勢，尤其是對眾多沒有自己流量的中小銀行來說，獲客上尤其依賴于與第三方，尤其是互聯網平臺的合作。雖然銀行一直希望，在與金融科技公司的導流合作中，能掌握更多的主動權。但如果互聯網助貸的空間被壓縮的太大，銀行等金融機構未必就能如愿以償的既得到流量又得到數據。

因此，在互聯網平臺、征信機構、金融機構之間，明確界限做好規范是必須的，但留下激勵的空間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