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5月22日，挪威、愛爾蘭、西班牙三國宣布承認巴勒斯坦國，在以色列撕毀《聯合國憲章》之后，以事實行動表達了國際社會對巴勒斯坦地位提升的支持。在話語之外，巴勒斯坦建國這一方案，也早已成為中東地區局勢調整的關鍵因素。4月底，結束訪華行程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趕赴沙特訪問，期間宣稱美沙之間“接近完成”關于以色列沙特正常化關系協議。5月21日，布林肯又在參議院聽證會中承認，作為協議中的關鍵一環，以色列內塔尼亞胡政府“或許不能或不愿”參與進來，因為沙特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戰爭并對建立巴勒斯坦國作出承諾。

在美沙關系近年來經歷了一段低谷后，這次協議談判是否意味這一雙邊關系將迎來新的轉折？在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巨大憤慨和不滿的背景下，這一協議最終落地的可能性有多大？

美沙協議也可能直接挑戰中國在中東地區的經貿布局。美沙重新走近，是否會給近兩年非常火熱的中沙、中海合作蒙上陰影？在“一帶一路”倡議和海灣地區推進自身經濟多元化的雙重背景下，中海經貿合作近年來進展如何？現在還存在哪些問題需要我們去克服？本期播客我們邀請到了長期跟蹤和研究海灣地區發展及中海經貿合作的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王誠，跟他一起討論了上述問題。

本文為文化縱橫旗下播客“縱橫說”第三期節目的整理文字稿。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文化縱橫：您在商務部從事海灣阿拉伯國家相關方面研究，這期我們想跟王老師聊一聊海灣阿拉伯國家最近幾年的發展動向，尤其在近年的國際變局——中美競爭和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的大背景下，海灣國家是怎么思考和定位自己的發展戰略的。王老師能否先介紹一下，您是怎么跟海灣國家結緣的？都從事過哪些跟海灣國家相關的工作？

王誠：中國與海灣國家之間的經貿合作大概是從2009年開始，也是在2009年，我當時有機會去沙特工作，從此以后與海灣地區算是結下了不解的緣分，也從此開始見證和深度參與中國跟海灣國家的一些經貿合作。此后，我陸續在很多海灣阿拉伯國家都有過工作經歷，和許多海灣阿拉伯國家也有工作往來。我對他們在經貿合作中的訴求、期待可能比較了解；對中資企業這幾年在海灣合作過程中遇到的共性、代表性問題，也有一些了解。

文化縱橫：好的，謝謝王老師。我們先從一些最近的國際新聞聊起吧。4月底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訪問沙特期間，宣稱美國和沙特非常接近達成一項協議。后續有媒體爆料，美國希望通過這項協議，以允許沙特購買此前禁售的美國先進武器，在人工智能、半導體等高科技領域為沙特提供投資和技術支持，為沙特開發民用核設施提供技術支持等條件，換取沙特限制使用來自中國的技術，以及未來與以色列實現關系正常化。其實，了解美沙關系的朋友都知道，自拜登政府上臺后，美沙關系曾經經歷了一段低谷。最近傳出的美沙即將達成新協議的新聞，是否表明美沙關系迎來了轉折點？它背后的驅動力是什么？

王誠：關于剛才你提到的這兩個問題，首先美沙關系是否迎來了轉折點？從我個人的理解來看，“轉折點”這個詞可能有點夸大。從美沙建交以來，過去七八十年里，其實一直會時不時地爆發一些摩擦、齟齬 ，但雙方的利益捆綁還是比較深的。比如國家安全方面的利益，同時也涉及到一些能源、軍工、金融等產業的經濟利益。二者的利益捆綁有縱有橫，就像經緯線一樣交織在一起的。

所以雖然他們有一些摩擦，有一些區域甚至外交上的沖突，但總體來講，二者更像是婚姻內部夫妻鬧矛盾鬧到冷戰，但遠遠沒有達到分道揚鑣要鬧離婚的地步。縱觀美國和沙特交往的歷史，能談得上轉折點的可能就那么幾件大事，比如最有代表性的“9·11”事件。當前的摩擦，可能更多的是常見的關系波動，就像剛才您所描述的是經歷了一段低谷，如今又重新變得熱絡起來，互相更為重視，雙方之間的合作也產生了一些新變化。

美國跟沙特目前在在談的協議的背后驅動力，我認為可以分成內因和外因兩個大的方面。外因當然就是近年的中東和解潮。去年3月，在中國的斡旋下，沙特和伊朗在北京簽署了和解協議，這給美國施加了很大的壓力，特別是美國國內很多人會認為拜登政府在中東事務上缺乏必要的作為能力。今年年底就要迎來美國大選，在這種關鍵的時期，美國特別是拜登領導的民主黨政府，也希望能夠在中東這樣一個美國傳統上重倉的重要戰略地區，能有所作為，因此他也迫切希望能夠推動沙特和以色列這兩個重要的盟友的和解，引領一波由美國主導的政治外交風潮。

從內因來看的話，比如從美國角度來講，既包括剛剛提到的大選，當然也包括美國這么多年來想要推動沙以合作的努力。事實上早在1945年，當時的羅斯福總統與沙特的開國國王阿卜杜勒-阿齊茲在昆西號巡洋艦上會晤時，美方就在試探推動沙特與以色列達成地區共生的和平協議，雖然當時被沙特人拒絕，但是美國人從來沒有放棄過。

美國人認為目前是一個最好的時間點。因為2020年的時候，當時以阿聯酋、巴林這些阿拉伯國家為代表幾個國家與以色列簽署了亞伯拉罕協定，與以色列建交，讓美國看到了推動更多的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建交的希望。沙特作為領頭羊，如果能夠和以色列建交，肯定最具標志性意義，也最具轟動性。美國也希望能夠借此彰顯自己在中東地區事務上的主導力和影響力。

從沙特的角度來看，沙特雖然沒有跟以色列建交，但雙方在臺面下的一些合作，其實早在上世紀冷戰階段就已經開始，甚至包括現在，沙特國內也經常會看到一些帶有鮮明的以色列的痕跡的科技，也能夠看出雙方其實在臺面下是有一些實際合作的。

沙特愿意接受美國人的提議，比如跟以色列接觸，更重要的還是為了換取美國在其他方面對沙特提供的支持和關照。這里面可能包含了幾個方面。比如說在軍購方面，過去沙特有很多想買的軍事裝備，美國人是不賣給他的。通過這次機會，沙特人或許想在軍事或者是安全保護方面得到美國更多的支持，包括軍購上的一些解綁。同時，沙特還有一些具體訴求，比如說在民用核能的開發和應用上，他也希望美國能夠放寬一些紅線。例如，過去大家一直很擔心中東地區的民用核能的開發，因為可能會導致核擴散的這種不可控制的嚴重后果。但是在前幾年，阿聯酋得到了美國的首肯，通過與韓國合作建立了中東地區的首個核電站。其實沙特也非常想成為第一個吃螃蟹的國家，但是當時并沒有得到美國的首肯，這主要是由于沙特提出了一個要求——由于沙特國內據說是有一定量的鈾資源儲量的，所以沙特非常希望能在自己國內開展鈾濃縮活動。但這是美國所不允許的，因為美國擔心這方面將來可能失控。加上當時還有伊核問題，美國怕沙特為了與伊朗進行軍備競賽，把民用核能轉為軍事用途。所以美國遲遲沒有放松對沙特的限制，導致在民用核能方面，沙特落后于阿聯酋。但是沙特這幾年來也一直在試圖推進核能合作，我相信在這一次談判相關協議的時候，這也一定是沙特的重點關切。目前也有一些媒體報道印證了之前的猜想，沙特確實希望得到美國在軍購、民用核能、投資（比如一些高新科技領域如人工智能方面）得到更多的支持。

文化縱橫：您剛才其實提到了很多會促成美沙、沙以兩個雙邊達成合作的一些趨勢。但是我們知道現在有一個很現實的情況，就是巴以沖突還在持續進行。這對這兩個協議的達成應該說是有一定的阻礙的作用的。您預計這項傳傳聞中的美沙協議，它達成落地的可能性有多大？

王誠：協議最終達成的難度目前來看還是很大的。

首先是在美國方面。美國方面，急于促成這個協議的主要是白宮，是拜登領導下的民主黨政府，因為他有大選的考量。但是從美國的政治體制來講，國會這一關也很重要，但是國會是否能通過目前美沙的協議文本目前還是未知的，甚至也有一些分析認為這種可能性比較低。主要因為這個協議目前看，內容總體來講是沙特人得到了更多實惠，而不是美國人。這樣一個堪稱單方受益的協議，能不能得到美國國會的首肯，是一個巨大的未知數。況且大家應該也還記得，比如說2018年卡舒吉事件爆發以后，美國國內特別是國會內部，一直有一股強大的反沙特的力量。這些人對于與沙特合作，包括很多人可能還記得當年的911事件，這些人本身就會帶著有色眼鏡去看待跟沙特的合作，或者采取一種更嚴苛的態度去審議相關的協議文本，那么他們能否接受，比如說白宮方面過度的讓利給沙特人？我相信未來的壓力應該是很大的。

其次沙特方面也有難度。因為沙特人跟美國談這個協議，提出達成協議的前提是加沙停火，因為沙特人畢竟背負著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領頭羊的角色，他得旗幟鮮明地表達自己的態度，要求美國采取一切行動促成以色列停止對加沙地帶的行動，特別是拉法地區的軍事行動。但目前來看，美國對以色列的掌控力度其實還是比較有限。如果美國人不能如期或者是按照沙特人的期待，實現這一前提訴求，那我相信沙特的決策者，哪怕他希望與美國達成協議，換取更多的好處，他也一定會面臨沙特國內包括整個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的民意壓力，這可能是他不愿意承受的代價。在這種情況下，這個協議要達成，還有很多關要過。

文化縱橫：與前些年美沙關系疏遠相對的，是近兩年中國與沙特，乃至整個海灣地區之間的合作有越來越緊密的趨勢。比如，去年沙特加入了金磚國家；2022年12月召開了首屆中國-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峰會和中國-阿拉伯國家峰會。這次美沙重新走近，是否會對中沙、中海之間正在進一步發展中的合作關系帶來一些負面影響？

王誠：首先您剛才提到幾個事例，比如沙特加入金磚國家，可能和實際情況還不太一樣。更確切地說，是去年沙特收到了加入金磚國家的邀請。但是，從今年年初沙特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的發言來看，他們還沒有像阿聯酋或埃及那樣明確表示接受加入金磚國家。沙特內部可能還在走一些相關的流程，還需要等待最終確認。

您提到的美沙關系，比如美國和沙特關系的改善，會不會給中沙或者中海之間的合作關系帶來些什么影響，這也是個挺值得關注的點。我覺得是我們要這樣看待，中美關系是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雙邊關系，對整個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走向會有很大的影響，但我們不宜用把所有的東西都套用中美關系作為分析視角。就是我們不能把中美關系作為一個透鏡一樣，然后舉著它去看待我們所有的對外關系和對外合作。特別是在中東地區或者具體到海灣地區，至少在經貿領域的合作上，不完全是零和博弈，并不意味著你死我活，并不意味著如果中國與沙特合作，就必須要求沙特切斷與美國的合作，反之亦然。事實上，這種情況是雙向的，需要根據具體領域來考慮。

至少從我掌握的情況來看，在某些方面，中美在中東地區、海灣地區，其實是有交集的，甚至可能還會有合作空間。比如去年曾經有一個美國代表團去沙特訪問，希望跟沙特談一些農業領域的投資合作，資金當然主要是美國和沙特共同出資，但當時沙特人提問了，說相關的農業技術這個是由誰來提供？當時美國代表團說技術可能主要來自于中國。這樣的例子在海灣地區并非個案，在某些可能不那么敏感的一些經貿合作領域，雙方并沒有你死我活、殊死搏斗的這樣一種局面。

有些領域，哪怕沒有交集和合作，也并不一定存在突出的競爭關系。比如一些一般商品貿易，像現在中國傳統上對海灣國家出口比較多的，紡織鞋帽類、家具家電、五金、建材，包括小孩的玩具，這些一般商品貿易其實不太會受中美關系的影響，它就是一個正常的貿易活動。它本身也并不是美國人的長項或者重點關注的領域，也不會受太多外部干擾。

當然中美競爭也確實有影響，比如在人工智能、芯片、大數據這些高科技領域。更多是美國對我們遏制打壓的一種延伸。在海灣國家，比如最近新聞報道出來的阿聯酋的一家知名公司G42，這家公司可能過去跟中國企業合作比較多，現在可能就被迫轉投美方陣營了。昨天彭博社又爆出一個消息，沙特那邊有一家號稱規模達到千億美元的新公司叫Alat，他的首席執行官在美國參加會議接受采訪的時候表示，如果美國人提出具體的要求的話，他可以選擇剝離中國的業務。這都是一些代表性案例，體現出了中美之間的博弈競爭，對中海合作的一些負面影響和沖擊。未來，比如說在一些高科技領域，可能還會有類似的事情發生。

文化縱橫：您覺得美國的這種打壓方式，即美國試圖限制海灣國家與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合作，對中美競爭來說，影響有多大呢？

王誠：我覺得更多是一種對我們合作的拆解，也就是所謂的脫鉤斷鏈。最開始是美國自己和我們脫鉤斷鏈，現在他開始往外圍擴散、去肢解我們與其他國家尋找替代合作的可能性。比如高新科技領域的合作，它對資金、技術支持、包括能源供應的需求其實要求是非常高的，恰恰海灣國家在這方面具有一些比較優勢，有可能成為比較優質的合作伙伴。我們懂這個道理，美國人當然也懂。當然也是因為過去有一些新聞報道，可能過多的渲染了我們與這些國家的一些合作，引起了美國人的警覺。目前來看，美國人把矛頭指向這個地區，也是想做出一些針對性的打壓，防止我們將來借助海灣國家實現一些高科技領域的突破。

文化縱橫：近幾年中海合作非常受關注的一個領域是貨幣金融。2022年的中阿峰會、中海峰會上提出了人民幣結算石油的議題；2023年中國相繼與沙特、阿聯酋簽署或續簽了本幣互換協議；中國人民銀行還和包括阿聯酋在內的四個東亞和中東國家、地區的央行建立了一個新的跨境支付體系——多邊數字貨幣橋mBridge。在這幾年很火熱的“去美元化”討論中，海灣國家的這些動向經常被提到。在您看來，今天海灣國家對美元的世界貨幣和石油結算貨幣的地位，持什么看法？以及，它們對“去美元化”的態度到底是怎樣的？

王誠：關于美元化，具體到海灣國家來講，其實就是他們的這種本幣美元掛鉤對吧？用固定匯率捆綁在一起。從海灣國家來講，他們是依賴美元，比如美聯儲加息或者降息，海灣國家基本都要被迫跟隨，他們很難有自己獨立的貨幣政策。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他們其實非常明白過度依賴美元的風險。特別是俄烏沖突爆發以后，美國的利用金融手段進行長臂管轄，這些海灣國家其實都有深刻感受。為了分散這種風險，早一點的比如像科威特，搞了所謂“一籃子貨幣”。不是緊盯美元一種貨幣，而是放了多種貨幣在這個籃子里面。這幾年開始有一些國家，比如剛才提到的沙特、阿聯酋，甚至包括卡塔爾，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簽署本幣互換協議，希望能夠分散貨幣政策方面的風險。

但這在海灣地區是一個高度敏感的話題，因為它關乎海灣國家與美國之間最重要的兩方面的利益。剛才我們也提到，這些國家跟美國之間的利益主要就是兩方面：一是安全利益，二是經濟利益。這兩方面在“去美元化”這個議題上其實都有所體現。安全利益其實更多指的是石油美元體系，一旦去美元化的步伐邁開，一定會動搖石油美元的根基，進而動搖美元的霸權基礎。這對美國來講，關乎國家利益的紅線，事關它整個國家的金融安全。那么回過頭來，美國人肯定不會輕易接受海灣國家在這方面做出任何實質性的嘗試，因此也會明里暗里敲打這些國家，讓這些國家明白，如果你要觸碰到美國這根紅線的話，這些國家的安全穩定會遭受到一些威脅和挑戰。

所以很多海灣國家非常忌憚的這個事情。其實剛才提到的，比如說像金磚國家這個話題，為什么沙特人在這方面有猶豫，或許跟這也有關系。因為金磚國家中，曾有成員提出要搞類“金磚貨幣”，但對沙特來說，他很擔心，如果一旦這個想法變成現實，他加入這一機制就意味著實質性地參與了動搖美元霸權體系、觸碰美國紅線的這樣一種制度，可能會招致一些不必要的麻煩，所以會有一些猶豫、遲疑。

去美元化還涉及經濟利益。去美元化之后，能不能給海灣國家或者其他國家提供一種與石油美元體系相仿的替代方案。石油美元的形成跟之前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息息相關，上世紀40～60年代就開始有了以黃金為石油合約計價的做法，后來因為當時美元是與黃金掛鉤的，所以就很多產油國就沿用了這種做法，開始與美元也掛鉤計價。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以后，為了避免以黃金為基礎的實際石油價格下跌，開始用美元計價來推高整個石油價格。后續形成了“美元—石油—美元國債”這套方式，最后升級成為 “美元—石油—美元計價的金融資產”模式，形成了一個閉環。目前來看，任何一種貨幣想替代美元在這一體系中的地位，比如以人民幣為例，我們能否形成一個從“石油結算”到“人民幣計價的金融資產”的閉環？這對于海灣國家來講是至關重要的。如果沒有一個新的方案擺在他面前，他們不可能輕易做任何嘗試的。這一部分內容又與中國與海灣國家在金融投資領域的合作息息相關的，這一塊可以稍后再講。

總的來看，海灣國家確實想要分散這方面的風險，但是現在缺乏一些能夠具體分散風險的穩妥選項。結果就是有政策上的安排，但是缺乏實質的動作。比如剛剛提到的本幣互換，有一些海灣國家可能跟我們簽本幣互換協議已經七八年時間了，有些是已經第一期結束都開始續簽了。但是總體來講，協議是簽了，卻往往最終束之高閣，并沒有實際使用起來。這其實也反映出海灣國家的一些顧慮，就是因為我們任何一方都沒有給他提供一種穩妥的替代方案，所以他遲遲不能展開實質性的動作。

文化縱橫：前面提到中國與海灣國家之間經貿合作這兩三年非常火熱，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與海灣國家希望擺脫對石油收入的過度依賴，實現自身經濟多元化和產業升級的發展戰略一拍即合。但是我看您的公號文章，感覺您對中海合作的速度和深度其實是相對保守或者說謹慎樂觀的。您能給我們介紹一下這幾年中海經濟和產業合作的進展嗎（重點、特點）？還有您覺得中海合作今后要想繼續深化，主要面臨著哪些難題或挑戰？

王誠：就像開頭所介紹的，我是從2009年開始見證和參與中海經貿合作，這些年來中海的在這種經貿領域的合作，它的“壓艙石”是能源領域的合作，更確切的說是能源貿易方面的合作。目前來看，來自于海灣國家原油，在我國進口原油總量中一般占30%～40%，當然多的時候可能接近“半壁江山”了，而且在整個貿易方面也占據了比較大的份額。我們目前也有大量的工業制成品出口到海灣地區，過去主要是以這種剛才提到的紡織鞋帽、家具、家電、五金建材等為主，現在也開始轉型升級，比如說有了新三樣，包括汽車、光伏、電池。

除了貿易以外，我們與海灣合作的三駕馬車的第二駕馬車是承包工程。這主要起步于本世紀初，那個時候中國的工程企業開始大規模的走出去，在海灣國家承攬一些工程，特別是基礎設施方面的工程項目。現在每年在當地簽署的合同額和完成的營業額大概都能到百億美元，這是非常可觀的，也是我們國內的工程企業在海外的一個重要市場。

第三駕馬車是投資合作。這種雙向的投資合作起步是比較晚的，但是這幾年發展很快，而且這種合作是雙向的，既有我們中國走出去的投資，也有我們引進來的來自于海灣國家的一些投資。目前來看，雙方合作的這種互補性和契合度是很高的，所以未來還會保持一個比較好的發展態勢。

但是我為什么會對中海合作保持一個所謂“謹慎樂觀”的態度？首先強調，樂觀是一定樂觀的，大方向肯定是好的，但是要謹慎。謹慎的原因在于，合作中有一些實際情況并沒有我們紙面上看的那么理想。比如貿易方面，雖然我們貿易合作的數字每年都在漲，但是我們要清楚地看到，從貿易結構角度看，絕大部分的還是圍繞著能源在做文章，這就說明我們的貿易結構還有很多可以優化升級的空間。

再比如承包工程領域，雖然每年簽署的合同額和完成營業額都很高，但問題在于我們這些企業有多少在當地做了這些項目以后是盈利的？這是一個當前比較突出的問題。有很多企業、或者說至少有一部分企業，在當地做了項目后，并沒有賺到太多的錢，甚至有些項目可能還面臨虧損，網上也有一些公開的信息可以查到。

在投資合作方面，這幾年勢頭發展很快，但是距離雙方的預期還是有一定的差距。不管是對方對于我們中國企業去當地投資，包括推進他們的經濟多元化，幫他們投資建造一些加工制造業，還是說我們希望引進海灣國家的一些資金到國內來，支持我們國內的一些項目建設，現實跟這種理想的目標都還存在一些差距。這種落差其實都讓我們感受到，合作還有很多需要改善、改良的地方。

文化縱橫：為什么我們現在的合作會面臨一些問題、困難和挑戰？

王誠：如果拆解到貿易、工程、投資上，有很多可以展開細講的地方。從我自己角度看，這里面有一個最突出的，或者是可能比較宏觀一點的問題，在于我們雙方的合作一直隔著面紗。而且不僅僅是一層面紗，而是兩層面紗——我們看待海灣國家的時候隔著一層面紗，他們看待我們時又隔了一層面紗，這兩層面紗造成了我們對彼此的認知的錯位，甚至是扭曲。我們有的時候可能對對方寄希望太高，但是實際情況會與期望產生落差，這在未來可能對中海合作產生一些影響。

為什么會有一種這種落差？我覺得歸根結底是對彼此了解不夠。

我曾經跟一些海灣學者交流的時候，他們舉過一個例子。他說比如中國的二十大報告里面會提到，中國在經濟領域要重點發展的一些方向，但海灣阿拉伯國家有沒有任何一個機構或者是學者專門去研究中國的二十大報告，研究中國為什么把這些領域作為它的重點方向，能不能說出所以然了？他說基本上是沒有的。反過來，中國有沒有人深入去研究，比如說沙特的“2030愿景”？他說很多中國的企業、學界機構、部門，到沙特都會跟他們說愿意跟“2030愿景”對接，但是他問，你們真的懂“2030愿景”嗎？你們會研究“2030愿景”里面的每一個字嗎？他說不管是英文版還是阿文版，你們會了解為什么我們要發展特定產業嗎？其訴求是什么？邏輯是什么？如果說雙方沒有投入這樣的精力和去對對方做更有針對性、更細致的研究的話，雙方的了解永遠是不夠的，是不足的。

當然，了解不夠的根源還是重視不夠。我們什么時候能夠把對海灣國家的重視提高一級，我相信，有很多現在面臨的問題、困難、挑戰都能迎刃而解。

文化縱橫：您剛才提到海灣國家最近這些年也在致力于發展像人工智能、大數據、半導體這樣的一些高科技的行業。關注產業新聞的朋友肯定也會注意到，這幾年海灣國家的一些投資機構，投資了很多高科技企業，涉足的領域包括半導體、人工智能、綠色能源等，也投資了一些中國的新能源車企。請您介紹一下海灣國家高科技產業最近的發展情況，這一地區未來有可能發展為下一個科技產業中心么？

王誠：我并不是具體產業的專家，特別是比如說高科技這個領域的話，對于很多細分的產業我可能完全是門外漢。但確實這幾年高科技領域合作是雙方關注的一個重點，我在日常工作中也會接觸到一些相關信息，我就基于我掌握的情況來做一些解答。

最近幾年海灣國家確實下大力氣投入高新科技領域，比如人工智能等，這也是這些國家依據自身的資源稟賦、經濟發展的階段等多重因素，綜合考慮后的選擇。我們知道，這些海灣阿拉伯國家普遍人口少、但人均收入高，想要推進經濟轉型、發展一些非石油產業，他們當然有很多選項，但是首先可以排除掉的就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曾經有一個哈佛的教授在海灣國家做講座，他當時半開玩笑地說，如果我們在你這里開一家織襯衫的工廠，以海灣國家的人工成本，隨便織一件都是奢侈品的價格。這方面，海灣國家不可能去跟孟加拉或者其他一些南亞國家進行價格競爭。

那這些國家適合發展什么？可能是資本密集型、知識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的產業，這方面他們確實有一定的比較優勢。目前來看，比如說人工智能、綠色能源，這些成為了比較契合他們現實情況的選項。

今年2月，沙特公共投資基金的掌門人亞西爾·魯邁延，在美國邁阿密出席活動時，曾對外表示沙特具備成為美國以外的人工智能中心的條件。無獨有偶，包括阿聯酋在內的一些高官也曾經做過類似表態，提到本國發展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產業會有比較優勢。

總的來看，這些國家發展高新科技產業有三個有利條件。第一，這些國家高層的決策者有強烈的政治意愿，因為這也關乎未來這些國家的主權和發展自主權。第二，這些國家有雄厚的資本實力。第三，他們有充足而且相對低價的能源，這也使他們在人工智能、綠色能源等領域能更好發揮比較優勢，也帶來了“彎道超車”的可能性。

目前來看，沙特、阿聯酋是海灣高科技產業的領頭羊。他們這幾年都在國內大規模新建數據中心等配套的基礎設施。像前兩天有媒體報道說，沙特境內現在已經有60個數據中心了，阿聯酋有52個。除此以外，這些國家也在囤積、定制芯片，或者通過其他投資方式布局芯片產業，也推出了一些本土大模型軟件。

從硬件上看，海灣國家具備在未來成為科技產業中心的潛力。但制約這些海灣國家的短板其實也很明顯，最主要就是人才短缺。海灣國家之前想效仿新加坡、我們中國香港，但是往往最后發現受限于人才不足。這幾年它通過提供一些條件，比如資金支持，希望能夠招到一些國際上的優質人才，帶動他們的技術產品和公司落地，但是總體來講效果不是特別好。

文化縱橫：這應該也是他們必須跟中國或者美國合作去發展高科技行業的一個原因。

王誠：是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克服短板，未來它困可能很難成為下一個科技產業中心。

除了人才短缺，還有一個問題是這些高新科技產業、綠色產業要想在海灣國家取得發展，還是要看當地石油天然氣的發展水平。這其實是一個悖論，非石油產業的發展要取決于石油產業發展的好壞。因為這些非石油產業，比如高新科技產業、綠色產業，它都需要大量的資本投入，是一個燒錢的活，而它的燒的錢往往來源于它石油和天然氣。如果石油天然氣的價格高，可以源源不斷的出口，那這些國家會有足夠的條件和實力去支撐產業的發展。但是一旦石油天然氣產業表現不好，它能投入的資源也會受限。但是這里面比如綠色能源產業，它其實對石油天然氣產業是有一定替代和沖擊。這里就產生了一個內在矛盾，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可能對這些領導人在經濟政策上的智慧也是一種考驗。

下一步，我們如果想在這些方面跟海灣國家開展更緊密的合作的話，我覺得比如說從人力資源的培養和開發方面，是不是可以圍繞高新科技做一些“產學研一條龍”的合作？這可能會更好地把雙方捆綁在一起。我們國內有很多高新科技的應用場景，這是我們的優勢。我們有龐大的市場體量，有先發優勢，有很多很好的技術應用，這些方面其實可以給海灣國家提供很好的借鑒。如果再結合人力資源的培訓和開發、“產學研一條龍”的這種合作的話，可能會更好地把他們跟我們綁在一起，能夠互相取長補短，開展更多合作。

文化縱橫：咱們聊到海灣國家的對外投資，其實離不開像沙特、阿聯酋、卡塔爾這些石油富國的主權財富基金，您此前也寫文章提到過，其實國內的一些財經政府部門，包括地方政府，對海灣國家的投資的機構或者經濟發展類的政府部門，其實還是欠缺了解的。您在這兒能夠給大家介紹一下主要的海灣國家主權財富基金嗎？它們跟世界上的其他主權投資基金，比如新加坡的淡馬錫，有什么異同？

王誠：關于對主權基金的了解或認知，我也很想借這個機會澄清一下，其實從主權基金的歷史來講，所謂的第一家主權財富基金是上世紀50年代科威特設立的，就是科威特的投資局，當然當時還沒有主權財富基金這個概念，這是后續才有的。

最近幾年在國內聲名遠播的，比如阿布扎比投資局、沙特的公共投資基金，這些都算主權財富基金，這兩家都是上世紀70年代設立的。還有一些是本世紀后新設的，比如像卡塔爾的投資局、阿聯酋的穆巴達拉投資基金。所有這些主權財富基金，都是伴隨著石油美元體系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成型以后，然后才代表這些海灣國家大規模進入國際資本市場，之后形成了主權財富基金或者主權投資的這些機構。

如果做一個橫向對比的話，我們可以看到同樣是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們經歷了什么？我們是經歷了改革開放。這些海灣國家進入國際資本市場、玩國際資本游戲的歷史，跟我們國家搞改革開放的歷史，差不多時間上是等長的。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我反復提醒我們國內的一些機構，一定要拋棄掉那種所謂對方人傻錢多的這種錯誤認知，比如認為去給對方編編故事、畫畫大餅，這個錢可以到手了。不是這樣的，他們在國際資本市場上看過的故事、聽過的各種東西太多了，更何況很多主權財富基金，他的團隊里面有大量的歐美人，這些金融從業者會擔任中層管理崗，他們也都是在國際資本市場上浸潤多年、很有經驗。所以跟他們合作，一定要拋棄一些錯誤的認知。

海灣國家的主權基金其實很多，有一些國家可能不止一家。他們內部也是有梯隊的，特別大的，目前來看有三家，它的資產管理規模接近1萬億美元，比如科威特投資局、阿布扎比投資局和沙特的公共投資基金，都是9000多億美元的資產規模。當然也有小的，像阿曼和巴林這種可能就是百億美元的體量。

這些海外基金的資產規模不一樣，其所承擔的任務也不一樣，在投資策略上也有很多差別。當年這些海灣國家為什么會設立所謂的主權財富基金？其實他們更多是為了保護后代的利益，因為他們很擔心有一天石油資源會枯竭，那么后代靠什么來維持生活？為此，他們就說我需要存下一些資金，然后要做出一些適當的投資安排，通過投資收益為后代攢足應對未來的必要資金。也就是說它其實定位為下一代的儲備型基金，因為他們自己有很強烈的不安全感。但是隨著這些資產規模的迅速擴大，這些基金開始想，是不是也可以去嘗試做一些高風險高回報的投資？

在這種情況下，主權基金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儲蓄保值型的基金，比如科威特投資局、阿布扎比投資局，這是比較有代表性的偏儲蓄保值型的基金。還有一類是戰略上比較進取的，比如阿聯酋的穆巴達拉、阿布扎比控股，這幾家可能會更大膽一些，也會投資一些初創的科技企業，或者是跟其他一些私募合作一些高風險、高回報的投資。

至于剛才你提到的淡馬錫，淡馬錫也好、淡馬錫所在的新加坡也好，其實它們的發展模式和業務模式，是很多海灣國家所效仿的樣本。比如沙特的公共投資基金，其實就像淡馬錫一樣，除了海外投資，重點的布局在它國內。幾乎沙特國內所有重要行業的重點企業，都有沙特公共投資基金的投入，甚至可能是第一大、第二大股東都的地位。某種能程度能看出，他們很認可淡馬錫這種模式，也在“亦步亦趨”的效仿。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也會有一些修正，可能會走出一些跟淡馬錫不同的地方。但總體來講，最開始起步的時候，他們都是希望能夠學習淡馬錫的。

文化縱橫：最后我們可以對比一下海灣國家和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些發展經驗，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也有著豐富的運用政府的公共資金投資，推動產業發展的經驗。那么，海灣國家的主權基金，跟中國的國有資本投資公司、政府引導基金等類似的機構或機制，又有什么異同？

王誠：我覺得他們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相似的地方在于這些機構都是具體貫徹落實所在國家國家戰略的金融機構，更多的是要更好地服務國家的整體的戰略利益，這方面我覺得有高度的相似性。但是他們也有很大的差異在于，我們國內的這些機構往往在貫徹落實國家戰略方面是從上到下、一以貫之的，會保持比較一致的步調。但在海灣的這些主權基金，就會存在一些差異。這些主權基金的高層，也就是這些決策者們，往往是本地人，他們更愿意講宏大的國家戰略，至少在公開場合或者是官方活動上，他們一定會這樣講。但是在中層和以下，外籍雇員和本土雇員都有，這些人作為具體執行項目的負責人，更多關注的是他們投資的每一個項目的盈利前景。因為這些關系著他們每個人具體的KPI、年底的獎金、未來的職業發展等，這些對他們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因此，這些海灣的主權基金，它的中層以下是高度市場化的，他們高層往往是更多的講政治、講戰略。

在這個過程中它就呈現出了一個非常鮮明的溫差。合作過程中，高層可能講戰略，可能他不關心這個項目盈不盈利，從國家戰略層面來講愿意談，大家都談得很好；但到具體執行層面推進的時候，往往就面臨對方強調說你這個項目到底賺不賺錢，你如果不賺錢的話，我為什么要跟你合作？對中層來說，上層考核不講國家戰略，他考核的是經手項目是不是賺錢，所以就在執行層面會產生溫差。這也就導致了我們跟對方的合作過程受到影響。

我自己形容它是一種不太和諧的二重唱，就是我們雙方都想把二重唱歌曲唱好，但是往往因為雙方不在一個調門上，所以唱出這個和聲就聽起來不是那么美妙，就會出現一些阻礙。這其實也是目前我們需要去解決克服這些問題。

來源：觀察者網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