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畢馬威中國正式對外發布《2024年中國銀行業調查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并舉辦線下報告分享會。報告指出，在國家扎實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不斷促進金融高水平對外開放、人民幣國際化深入推進等背景下，商業銀行的國際業務布局重點正逐漸轉向“一帶一路”共建國家。

根據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共建“一帶一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實踐》，截至2023年6月底，共有13家中資銀行在50個共建國家設立了145家一級機構，131個共建國家的1770萬家商戶開通了銀聯卡業務，74個共建國家開通了銀聯移動支付服務。據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統計，截至2022年末，大型商業銀行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貸款余額約2.3萬億元。

未來，資金融通仍會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支撐。報告顯示，中資商業銀行的境外分支機構有望圍繞跨境金融、綠色金融、人民幣國際化等重點業務，在積極穩妥地應對復雜國際環境的基礎上，穩步有序地提高自身經營質效，深耕優勢領域的同時，探索產品及服務創新，為共建國家提供更加全方位的金融服務，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倡議。

畢馬威中國金融業合伙人、金融行業研究中心合伙人李礫表示，近年來，中國銀行業出海處于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幾乎沒有大規模的海外收購，部分銀行在海外新設了一些機構，但規模也相對較小。在他看來，部分原因是，針對海外收購的金融機構，其使用的IT系統與國內的系統往往存在差異，這帶來了管控上的難度，“據我的了解，一些機構在考慮收購海外主體時，要花很長時間思考一個長期的方案，以考慮如何將當前使用的系統通過改造或替換，把它納入到集團的整體的管理范疇中。”

報告還著重分析了境外監管合規的挑戰與應對。近期，境外合規風險挑戰呈現三個特點：一是合規呈現工具化、武器化苗頭。部分國家利用合規以期實現保護本土企業、服務國家對外戰略或變相征收等目的。二是合規主題不斷豐富，緊迫性與重要性呈現分層。三是合規壓力點在不同市場呈現分化態勢。例如地處歐美發達國家的境外機構除面臨合規體系完備性與合規資源充足性的監管挑戰外，細節合規性方面亦面臨嚴格考驗。東南亞新興市場的境外機構則面臨政策變化與執法尺度的挑戰等。

李礫表示，近年來，整個外圍的環境比較嚴峻，所以，合規要求也會比較多，境外機構需做好充足準備。在很多國家和地區，常常需要主動跟監管機構進行匯報，只有通過保持順暢和及時的溝通，才能及時了解這些監管機構對風險的考慮。隨著中資銀行在海外金融市場中的參與度明顯提升，與當地的溝通也正在穩步增強。

談及海外業務的盈利情況，李礫說，從2022年下半年到2023年，中資銀行海外業務的利潤占比有所提升，部分原因是境內外的利差環境不同，尤其是去年上半年，境外利率上漲比較快。不過，隨著海外融資成本的快速上漲，原本希望海外業務對集團利潤能保持正向影響的銀行，發現要保持較高的凈息差也越來越有挑戰。

資產規模平穩增長，同比增速緩慢抬升

報告顯示，在資產端，截至2023年末，商業銀行資產總額達到354.8萬億元，同比增長11.0%，增速較上年上升0.2個百分點。商業銀行資產總額平穩增長，顯示出銀行業總體穩健運行。銀行貸款的增加是資產規模較快增長的主因，央行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底，金融機構累計新增貸款總額22.7萬億元，較2022年底增加0.9萬億元，增長4.3%，增幅較上年有所下降。銀行2023年新增貸款規模為12.9萬億元，同比增長8.3%，增速較上年下降約19個百分點；中資小型銀行2023年新增貸款9.8萬億元，同比減少0.4%，降幅較上年明顯收窄。

存款是銀行業負債增加的主要驅動因素。去年資本市場波動進而帶來理財收益不佳，房地產市場低迷，居民購房意愿較低，以及居民預防性儲蓄增加等推動存款持續增加。根據央行調查數據，2023年三季度傾向“更多儲蓄”的居民為62.2%，達到有統計數據以來的最高值，四季度小幅下降至61%，仍處于較高的水平。在居民儲蓄意愿持續攀升的背景下，商業銀行負債保持較高增速，2023年商業銀行總負債為327.1萬億元，較2022年增加32.9萬億元，同比增長11.2%，增幅與上年持平。今年以來，由于負債成本較高給銀行帶來經營壓力，不少銀行開始主動壓降存款利率，例如，停發或少發三年期以上大額存單、智能通知存款等高息存款產品等，預計今年存款增速將有所回落。

面對復雜性、嚴峻性和不確定性不斷攀升的外部環境，畢馬威中國金融業審計主管合伙人陳少東表示，放眼未來，銀行業的凈息差正步入歷史低位，但這也成為銀行業向高質量發展轉型的催化劑，推動著銀行重新審視自身的經營策略和發展模式。銀行業普遍認識到必須主動適應市場變化，加快戰略轉型步伐，構建更為高效、更具競爭力的業務模式，才有望在復雜多變的金融市場中保持競爭優勢。

報告認為，在國際風云變幻中，中國經濟發展展現出了特有的韌性和活力，金融政策作為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強勁力量，發揮著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穩定器”的重要作用。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五篇大文章”，包括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數字金融，為金融業發展指明方向。銀行應緊緊把握住“五篇大文章”所帶來的歷史機遇，在傳統金融服務之外找到新增長點，通過多觸點服務和業務模式創新，拓寬業務邊界，構建全面、深入支持實體經濟的金融服務體系，實現金融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與高質量發展。

中資銀行境外合規成本和管理難度上升

畢馬威中國銀行業主管合伙人史劍指出，自2019年《關于加強中資商業銀行境外機構合規管理長效機制建設的指導意見》發布以來，商業銀行境外合規環境已發生深刻變化。一方面，國際監管環境持續從嚴態勢，全球監管新規不斷出臺，監管機構執法力度不斷加強，商業銀行境外合規管理難度、管理成本與資源挑戰逐漸上升。另一方面，隨著全球經濟增速放緩，疊加國際環境日趨復雜，全球范圍內“逆全球化”潮流與貿易保護主義紛紛抬頭，不僅歐美成熟市場合規挑戰頻出，新興市場合規態勢亦不容放松。

史劍說，從市場變化與業務發展來看，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下，我國企業的國際化步伐在不斷加快，同時由于國內產業升級與經濟改革推動，不少企業紛紛謀求“出海”，一些金融科技公司也在積極布局海外業務，業務出海必將在未來催生更多海外金融服務需求，帶動金融服務的出海。此外，近期金融工作會議等提出并強調建設“金融強國”，維護境外金融資產安全亦是商業銀行，特別是全球化運營的大型商業銀行與開展國際業務的商業銀行所要肩負的責任。如何在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做好做強境外合規管理，支持中資企業走出去，穩健運營與發展，是商業銀行關心的課題。

報告顯示，從商業銀行自身來看，根據機構規模與發展階段不同，商業銀行面臨的境外合規挑戰與管理重點亦呈現差異化。例如，大型商業銀行全球化布局已相對成熟，并正在根據國際形勢與自身戰略變化階段性地收縮、調整，或擴張業務布局。中小型商業銀行則選擇在目標東道國申設、并購機構的方式發展海外業務，抑或通過代理行拓展并完善海外業務服務能力。而根據機構定位、監管期望、自身業務特征的不同，大中小型商業銀行提升境外合規管理能力的目標與實現路徑亦有不同。

為適應新形勢下的合規環境，報告建議大型商業銀行在集團合規體系搭建與合規標準制定方面，對標國際標準主動作為，在設計層面優化完善，逐步積累制度優勢，增強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并積極參與國際金融體系重塑與治理改革。

史劍表示，在合規運營層面，大型商業銀行與中小型商業銀行均需根據屬地機構面臨的環境特點與合規挑戰甄別合規管理重點，合理配置合規資源，做好母國、屬地東道國、國際組織與第三地要求遵循的多層次合規。同時，需特別做好基礎領域合規，明確底線與紅線，不丟“基礎分”；重視合規熱點與重點，關注同業監管處罰與風險事件，及時感知合規風險與環境變化，敏捷應對；將合規風險管理與聲譽風險管理充分結合，在合規風險事件暴露初期主動應對，避免釀成聲譽風險事件，擴大不良影響。

此外，史劍還建議，商業銀行在機構布局特別是新設機構時，關注由業務風險和政治風險演變的潛在合規風險，除充分評估當地經濟金融環境外，還需關注目標東道國的國家友好度、與存在摩擦國家的友好度、與我國貿易往來及在華投資情況等，以及自身業務風險、客戶行業與技術風險、第三方風險等，以全面、充分地識別潛在合規風險，前瞻性地制定合規管理預案。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