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年來，共建國合作推進的各類基建項目最有既視感和影響力。大規模基建改變了世界經濟地理版圖，提升了參與國家的工業化水平與民生福祉，成為當代國際經濟合作發展的教科書級別案例。“一帶一路”大規模基建成效尤其彰顯，關鍵在于中國經濟借助特殊階段性優勢條件，能夠為很多發展中國家提供相關合作所需要的四方面配套條件，“四輪驅動”合作機制為超越現實約束因素尤其是融資制約提供了閉環性解決方案。

“四輪驅動”之一是參與對外承包工程。工程營建修造是創造“一帶一路”大規模基建成就的直接經濟活動，然而很多共建國家通常缺少大規模現代工程建造能力。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對外承包工程能力提升和規模拓展，為中國企業大規模參與“一帶一路”工程建造賦能。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中國對外承包工程規模迅速擴大，覆蓋超過184個國家和地區，中國工程承包商的國際競爭力也顯著提升，目前已躋身全球前列，中國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承包工程規模同樣經歷了大幅增長。不過近年出現增長相對或絕對回落調整的情況，提示“一帶一路”合作出現一些新情況新矛盾需要應對。

“四輪驅動”之二是設備和材料配套。開展“一帶一路”基建工程離不開設備材料等資本品投入，海外承包工程中設備和材料所占比重大約在60%—70%，是海外承包工程最大的成本來源。中國擁有發達的工業體系，能夠提供大規模基建所需要的大部分設備和材料。從國際經驗看，一國在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優惠條件合作實施基建項目時，通常傾向于使用本國設備和材料。中國在實施這類項目時也從國內供給設備和材料，并出臺相關政策鼓勵，在客觀上也有助于推進“一帶一路”共建國之間產能合作。

“四輪驅動”之三是對外直接投資能力。大規模基建通常需要投入巨額資金，必要的資金供給是規劃實施大型基建項目的前置條件之一。“一帶一路”共建國大部分是中低收入國家，相當比例還是低收入國家，通常缺乏國內融資能力，外部融資也面臨較多制約，中國較強融資供給能力對推動相關合作發揮關鍵作用。中國“一帶一路”合作采用的融資方式大體可分為兩大類：一是對外直接投資（OFDI）與各類基金提供的直接融資，二是各種金融機構通過不同類型信貸提供的債務融資。

對外直接投資意味著中國企業在東道國興建工廠、礦山、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和制造業產能項目，為此需要實施不同規模的基建工程。直接投資為東道國帶來儲蓄和外匯，有助于解決這些國家的“雙缺口”限制。中國設立了多只國際性基金對“一帶一路”各類合作項目進行直接投資。“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中國還出現一批地方性“一帶一路”投資基金，以股權投資為主，主要投向基礎設施領域。

“四輪驅動”之四是信貸債務融資能力。各類貸款債務融資是中國向“一帶一路”大規模基建提供資金支持的最重要方式。觀察相關案例可見，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就特定基建項目達成合作計劃，往往包含國內特定金融機構提供貸款支持內容。即使是官方優惠貸款也往往不是單純以資金贈與形式提供，而是與合作實施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相聯系。這些優惠貸款本金由中國進出口銀行在市場上融資，然后通常以低于中國基準利率的貸款利率貸出，利息差由中國財政補貼，對借款人有相對嚴格的選擇，往往由中方企業參與承包工程建設。

與計劃經濟時期對外融資基本采取無償捐贈和無息貸款方式不同，改革開放時期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對涉外信貸融資實施了多輪體制和政策改革調整，逐步形成近年以官方援助為引導、政策性金融機構為主力、各類市場性金融主體積極參與的多元化債務融資體系，對“一帶一路”大規模基建和互聯互通合作發揮了關鍵推動作用。

成就也會伴隨新矛盾。近年，中國與共建國家在承包工程、國際貿易和債務融資規模上的增速均有所回落，反映出全球經濟環境變化帶來的新挑戰。新冠疫情和地緣政治緊張導致全球經濟波動和不確定性增加，加大了國際工程承包市場的調整壓力。發展中國家經濟復蘇困難、走勢分化和部分國家主權債務風險上升，也對原有融資合作機制提出新問題。“一帶一路”合作必然面臨矛盾與困難，其推進過程不可能絕緣于國際經濟環境演變的影響。為推動“一帶一路”合作行穩致遠，需完善創新投融資方式，為“四輪驅動”機制進一步賦能增效。政策上要重點強化融資各環節風險識別防范，采取具體改進措施提升“一帶一路”資金融通可持續性與穩健度。

一是總結“一帶一路”合作實踐經驗，綜合評估東道國經濟發展與債務可持續性，適度調節大規模基建項目的合作推進節奏，重視“小而美”的高效率項目。二是在對外承包工程領域基于市場化原則逐步增加項目融資比例，適度調減政策性融資比重。三是以投融資風險的事前識別、事中防范、事后治理為抓手，對共建項目實施全流程風險管控，提升“一帶一路”合作國家之間政策溝通有效性。四是在堅持科學有效治理、合理分配負擔前提下，積極參與和創新全球主權債務風險的多邊治理。

（來源：中國日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