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是讓故鄉認領的唯一證件！

我曾經在一首詩里如此感嘆過，當我意識到方言在我們生命中的重要性時，方言其實正在與我們漸行漸遠，像兒時的童謠，只能留存在一部分人的記憶中了。不得不令人萬端感慨，方言是一條通往故鄉的小徑，雜草叢生，日漸荒蕪。

我的故鄉在黃土高原清澗縣城的西北方向，距離縣城大約十幾華里。包括了幾十個鄉村的整個川道有一個頗具時代色彩的名字——紅旗溝。小時候，我們那地方人都講一口土渣味十足的方言，就像魚兒游在水里，清風繞著山梁游弋，樸素而自然。村里偶爾有誰去城里或者更遙遠的省城或北京一趟，回來后話語里忍不住炫耀似的夾雜了兩句洋腔洋調，就會遭到全村人的白眼。質樸得如同土疙瘩一般的男女老少，聽不慣那陌生的語言，也看不慣那炫耀者近乎輕浮的舉止。在他們眼里，這洋腔洋調儼然就是不同宗同脈的異類。

兒子幼時回故鄉，那時他爺爺還在世，愛孫心切的老人很想和孩子拉話套個近乎，然而孩子卻是一口標準的普通話，老人聽得吃力費勁，只好無奈地搖搖頭，打消了進一步語言溝通的打算，并向我們感慨道：“唉，這娃娃，愛咬京腔！”

上小學時，村里有一戶人家突然衣錦歸鄉。據說他們是逃到關中某地方躲避計劃生育的，在那地方大約住了兩三年時間。回到村里后，這一家人都變了腔調，例如把孩子叫木犢娃，而不再叫杏（清澗方言）；玉米糝糝被叫成苞谷糝；把丟人叫“桑念”……這家人口音的變化，在村里人聽來很是刺耳，好像他們這種腔調就是對“杏”和“玉米”的大不敬，是對村莊的背叛。那家的孩子上學，常常受到村里孩子的集體排擠，甚至拒絕與他們一起玩耍，這家人很無奈，督促孩子重啟語言系統恢復了方言，方才漸漸重新融入了村莊。

另一家人農轉非時去了外地，孩子很快適應了外面的水土，學會嫻熟地講外地話，父母卻一直堅守著一口方言。每次臨回老家前，夫妻倆都要對孩子進行一番方言強化訓練，母親嘮嘮叨叨地反復叮囑：“你如果不會說方言，回去人家要嘲笑你的。”

我上到小學四年級時，被父親轉學到城里讀書。進城后，熟稔的紅旗溝方言霎時變成了一種累贅，感覺自己突然間似乎產生了語言障礙。比如“好著哩”，我們紅旗溝方言說“好的哩”，僅僅一字之差，但是只要我講出口，馬上就會遭到同學們的恥笑，有的同學甚至會咬字很重地故意學著我說話。盡管城里人的普通話在外地人聽來與我的方言毫無二致，也是鼻音濃重，土得掉渣。可當時，在那些小城人的眼里，我就是一個土里土氣的鄉下丫頭。

后來離開故鄉到省城謀生，水土氣候、衣食住行很快就適應了，唯一令我尷尬的是鄉音無改，那與生俱來的濃濃鼻音，讓我身上似乎被刻上了“紅字”，出去應酬，只要我一開腔，聽者馬上驚訝地問一句“你是陜北人？”陜北人咋了？我敏感地嗅出包含在其中的些許輕視，省城人身上這種地域性的歧視，猶如白種人對黑種人似的無法一下子消弭。初來時，我們在半坡居住。有一天早上我去上班，女房東在門口問我：“你在阿達上班？”

我答：“雜志社。”

“喲，在雜志社上班呀，不曉得你們陜北還出人才！”

我忍不住詫異地瞥了她一眼，心想你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房東的話令人不悅。房東是地道的包租婆，口袋里有了幾個錢，性情就不免驕縱了幾分，每天打牌養鳥，一臉的傲氣。所幸不久我就買房子搬家了，總算不用再看房東那張優越的大臉盤。

后來，隨著礦產資源日益開發，陜北人越來越有錢了。人怕出名豬怕壯，有錢的名聲一旦在外，一些外地人看我們的目光就不一樣了，有的人馬上變臉貼上來，說多么喜歡與我們陜北人打交道，特別欣賞陜北人的厚道質樸。聽話聽音，說白了還不是覺得我們憨厚，我們的錢好賺嗎？其實，活動在省城里的陜北人不全都是有錢的主，像我這種靠爬格子清貧度日的也大有人在。由于一口鄉音，使我吃了不少苦頭。比如每次出去逛街買衣服，只要我一開口，那件好不容易看上的衣服，售價保準得蹭蹭往上漲，漲價的理由無非是你們陜北人有錢，又不是買不起！我如果甩手不買了，她保證會在后面追出來一句：“還陜北人呢？這么小氣！”令人哭笑不得。這樣幾次三番，女兒就學精了，下次再出去買衣服堅決不讓我開口，她說媽媽一砍價準沒希望。這樣的遭遇不免令人沮喪，在大都市，一個沒錢的陜北人不好混，一個既沒錢，還滿口鄉音的陜北人更不好混。

在外面住的時日一長，加之要與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我逐漸地疏遠了自己的方言。偶爾與家鄉小城里的朋友通個電話，發現他們也講著一口蹩腳的普通話。時代發展太快，許多新生事物瞬息萬變，有的新興詞語，我們的方言詞庫里已經找不到與之相匹配的發音。這種現象，是一個時代無法阻擋的趨勢。我常想，網絡中發嗲賣萌的“么么噠”，如果用方言說出來會是一副什么樣子呢。

方言正在與我們漸行漸遠，大家以為遠去的都是土氣與落后，其實不然，我們也正在把方言中一些非常寶貴的東西遺落了。比如鄉間生活中那些生動鮮活的比喻詞，像春天的青草一樣茁壯生長的動植物的名字，帶有泥土氣息或者活色生香的疊字，都被我們自作聰明地置換成了普通話，仿佛整齊劃一的盆栽，生生把自己活成了無根的植物。越來越令人失望的是，正經八百的普通話怎么也書寫不出方言所要表達的那種意味深長和妙趣來。詩人西川說，絕大多數詩人的作品翻譯成外文以后完全處于失效狀態。失效狀態似乎有點言過其實，但我以為最起碼會失去許多鮮活生動的韻味。

偶爾，我寫文章需要用到某個農具和物件生動鮮活的方言名稱，竟然怎么也想不起來。此刻，我才意識到，遠離鄉音和故土，我的知識儲備竟然如此干癟蒼白。對于車前草、馬齒莧、酢漿草等具體稱謂我是那么無知，只能籠統地稱呼它們為青草和野花，這種認知的無力感令人沮喪和不安。每每寫到這些地方，我的筆尖就凝滯了，需要打電話詢問遠在故鄉的父母，將他們當成了我的方言詞匯儲備庫。可是我清醒地知道，未來總有一天，我將無法扣響故鄉的門環，啟開故鄉的大門，這條方言的捷徑不會永遠給我留著。

一種語言并不僅僅是一種工具，而且是一種文化，是一個活生生的人群，是一種生活的韻味，是自然風光，也是人文景觀。方言所體現的地方特色的確是普通話無法比擬的。比如東北人喜歡講生動形象、富有節奏感的方言，這與他們豪放、直率、幽默的性格相當吻合。在演藝界有“小品太后”之譽的趙麗蓉，以一口質樸幽默的唐山方言，贏得廣大觀眾的喜愛。記得在一個小品中，她帶有唐山口音的英語發音，讓人笑出了眼淚。如今斯人已走遠，那親切的唐山方言猶在耳畔回響。

漂泊在外的人大都特別渴望遇見老鄉。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老鄉無疑是一種天然的圈子，而鄉音，就是這個圈子里吸引人的最大磁場。大家互相說著熟稔的方言，親切而自然，恍若從來就沒有離開過故土和童年。我們身邊是熟悉的山水，穿梭著打豬草的孩子，精赤著腳丫子滿山坡奔跑，雞鳴犬吠、牛哞聲聲回蕩在鄉村涼爽的傍晚……當生命遠離故土，在異鄉的土地上，關于鄉音的記憶就成了精神的一片棲息地。

有一年，我去北京出差，一大早就趕到天安門看升旗。與我同行的有我的一位女領導和幾位同事，其中兩位同事都是我的老鄉。就在天安門廣場，兩位老鄉因為談論一件小事起了爭論，情急之下，其中一位脫口來了一句母語：“狗說差，俄說好！”那一嗓子鄉音，瞬間喚醒了我對方言的記憶，恍惚回到了熟悉的故園，兒時游戲伙伴清脆的方言回響在耳邊。“狗說差，俄說好！”是地地道道的陜北方言，現在遠離故鄉千萬里，一句熟稔的鄉音，竟然將我的思緒瞬間帶回了故園中。

這句熟稔的母語，仿佛有一股強勁的風，吹進了我的身體，霎時喊出了我的眼淚。我恍惚隨風千里回到了童年，氣勢恢宏的天安門廣場變成了兒時的打麥場，我的靈魂順著方言的小徑，急匆匆向遙遠的故鄉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