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批準，我國地方債化解方案日前已經出臺。議案提出，為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在壓實地方主體責任的基礎上，建議增加6萬億元地方政府債務限額置換存量隱性債務。從2024年開始，連續五年每年從新增地方政府專項債券中安排8000億元，補充政府性基金財力，專門用于化債，累計可置換隱性債務4萬億元。二者相加，將直接增加地方化債資源10萬億元。同時2029年及以后年度到期的棚戶區改造隱性債務2萬億元仍將按原合同償還，這使得2028年之前地方需消化的隱性債務總額從14.3萬億元大幅降至2.3萬億元，平均每年消化額從2.86萬億元減為4600億元，不足原來的六分之一。三項政策協同發力，將顯著增加化債資源，地方政府化債壓力大大減輕，有助于它們輕裝上陣，在接下來的提振經濟過程中發揮扛鼎作用。

這一輪地方政府債務壓力，疊加了外部環境變化、房地產市場下行風險增加、內需不足等多重因素，靠地方政府開源、節流來化解十分不易，需要通過政策設計注入新的化債資源。這次由中央政府出面，以增加發行專項債額度的方式置換隱性債務，體現了政策思路的重大調整，一是從過去的應急處置向現在的主動化解轉變，二是從點狀式排雷向整體性除險轉變，三是從隱性債、法定債“雙軌”管理向全部債務規范透明管理轉變，四是從側重于防風險向防風險、促發展并重轉變。地方債務無論是隱性的還是法定的，只要是服務于經濟穩定增長的，是服務于民生改善的，都要納入“一盤棋”進行透明化處理，這是政府擔當的表現。所以，此次重大決策的意義不僅僅在化債這件事本身，而且具有財政體制改革的意涵。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以來，就如何協調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權、財權，財政系統已有很多建設性的討論，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把更多涉及戰略安全、民生發展、社會保障的職能由地方政府移交到中央，從而減輕地方政府財政負擔。同時，適度增加地方政府的財政來源，實現地方政府財源長期穩定。

此次從每年地方政府專項債券中安排一定比例資金用于化債，新增6萬億元地方債化債額度，能夠讓地方財政以及地方大型企業的資金鏈更加暢通，繼而騰挪出更多資金和資源上項目、搞經營、完善社會保障，帶動更多的投資和消費、科技創新，同步促進經濟平穩增長和結構調整。此外，我國地方政府債務還形成了大量有效資產，支持建設了一大批交通、水利、能源等項目，很多資產正在產生持續性收益，未來可期。放眼全球，我國政府負債規模和比例是偏低的。從國際比較看，2023年末G20國家的平均政府負債率118.2%,G7國家平均政府負債率123.4%；同期我國政府全口徑債務總額85萬億元，政府負債率67.5%，因此我們有充足的舉債空間。適度擴大債務規模，將未來的錢拿到當下來用，可以達到提振信心、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待經濟增長速度穩定、財政收入提升之后，再將債務比例適度下調，實現以豐補歉、跨年度平衡的效果。

有人擔心此次擴大政府負債規模，可能會帶來發展后遺癥。這個問題首先要看是否可以在可預期的時間段內實現經濟增長，以經濟增量償還債務（包括滾動償還）。一方面，我國市場規模龐大，居民消費潛力巨大，大量新城市居民還沒有實現與城市居民相匹配的消費標準，農村居民提高消費水平的需求也在顯著增長。另一方面，我國制造業門類齊全，科技創新動能強、后勁足，只要財政政策給予足夠的支持，暢通經濟運行的效應就會迸發出來，對經濟的拉動效應也將進一步顯現，債務償還就不是問題。

其次，在市場需要注入資金、需要政策杠桿撬動效應時，如果不及時出手，可能會貽誤戰機。舉債也是信心的表現，政府展現強大信心，就可以帶動市場主體的信心。同時，我們通過發行國債、專項地方債籌集資金并投向戰略領域和重點生產領域，已經形成了大量優質資產，這是財政有信心、市場主體有信心、居民有信心的重要前提。所以，舉債本身只是一種財經手段、調節途徑，關鍵在于籌集來的資金能否用在刀刃上。因此有關部門接下來將重點加強社會化監督，持續保持“零容忍”的高壓監管態勢，堅決遏制新增隱性債務，防止各種不當操作和不必要的失誤，依法打擊涉債違法犯罪行為，確保舉債資金用好、用準。

（來源：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