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地域廣袤，礦產資源分布極為豐富且種類多樣。這些豐富的礦產資源與中國資源短缺狀況形成了鮮明的互補關系。沿線各國或地區在礦產資源方面合作有利于滿足中國當前經濟發展對相關資源的需求，并可帶動中國與不同國家、地區的相應合作。 ]

從當前中國新興產業重點發展應用來看，中國新興產業發展所需的主要礦產資源共涉及40個礦種，包括鋰礦稀土在內的28種新興礦產資源較為短缺。其中，有10種新興礦產資源供應保障問題已經凸顯。

例如，鋰礦對于新能源電池產業至關重要，稀土在高科技電子與軍工等領域不可或缺，然而國內儲量與產量難以滿足產業擴張需求。此外，鉻、鎳、銅等6種傳統礦產資源也處于緊缺狀態，這些礦產資源在鋼鐵、化工等傳統制造業以及新興的智能制造業中都有著廣泛應用，其供應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相關產業的發展規模與升級速度。

截至2023年10月，全球已經有152個國家加入“一帶一路”計劃。沿線國家和地區地域廣袤，礦產資源分布極為豐富且種類多樣。中亞地區蘊藏著大量的石油、天然氣、鈾礦等能源資源以及銅、鉛、鋅等金屬礦產；東南亞地區有豐富的錫、鎳、鋁土礦等；西亞地區則是石油、天然氣等傳統能源礦產的富集地，同時也擁有金、銀、鉑等貴金屬資源。這些豐富的礦產資源與中國資源短缺狀況形成了鮮明的互補關系。沿線各國或地區在礦產資源方面合作有利于滿足中國當前經濟發展對相關資源的需求，并可帶動中國與不同國家、地區的相應合作。

通過“一帶一路”礦產資源國際合作，中國能夠以更加多元化、穩定化的方式獲取所需礦產資源，從而保障國內產業供應鏈的安全與穩定，為新興產業的持續發展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在此背景下，中國應把握發展契機，積極應對復雜的大周邊環境，與相關國家、地區共同探索切實可行的礦產資源合作策略。

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礦產資源合作現狀

其一，合作領域不斷拓展。在石油、天然氣以及煤炭等傳統能源方面，中國與中亞、俄羅斯以及蒙古國等多個國家確立的供應合作關系較為穩定。在此基礎上，中國與相關國家在金屬、非金屬礦產資源方面的合作也在逐步發展。中國已是最大的金屬礦產消費國之一，也與“一帶一路”許多國家確立了多種金屬礦產合作戰略，涉及的資源種類包括銅鐵、鋁土礦等。在非金屬方面，也與多個國家開展了合作，包括稀土、硅酸鹽、螢石等。礦產資源合作領域的不斷擴大，不僅為中國發展新質生產力提供了充足的能源和原材料保障，也促進了國際礦產市場的穩定和發展。

其二，合作方式不斷提升。中國與“—帶一路”沿線國家在礦產資源方面的合作歷史較久，因此相比于合作領域的變化，有關合作方式的變化更為明顯。從“一帶一路”提出之前及提出初期來看，合作方式主要包括勘探、開采、加工、貿易等方面。近年來，傳統的粗放合作已經在最大程度上轉向了投資、合作開發、技術交流等方面，在如今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背景下，技術創新層面的交流將會成為未來主流的合作方向。

從實體項目來看，“能資”勘探開發規模不斷提高，新能源技術合作及貿易合作層次持續增強。隨著以實體項目為主的合作方式的不斷變化，中國與相關國家開始致力于合作軟環境構建，如完善國際條例、提高投資貿易開放性、推動交易本幣化等，以便為國際間的礦產資源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礎。

其三，合作深度持續拓展。在“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之下，中國同諸多相關國家于礦產資源領域的合作逐步深入，雙邊合作成果豐碩。舉例而言，中國與俄羅斯成功簽訂一系列油氣資源合作協定與備忘錄，有力推動了雙方在能源領域的深度協作；與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國亦達成多項礦業合作備忘錄，為區域礦業合作樹立了典范。截至2023年底，中國已經在境外建立了超過100家經貿合作區，其中位于“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合作區占比超過了90%。

從地理位置來看，亞、非、歐分布比例較為協調。其中，亞洲數目最多，占比超過40%；其次分別為歐洲和非洲，各占比約為30%、24%。實踐證明，在推動各國共建“一帶一路”的過程中，經貿合作區已成為關鍵抓手。

雖然從產業特征來看，合作仍以傳統資源為主，且結構層次較低，但產業升級趨勢較為明顯，符合當前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要求，且在不同資源方面的合作已出現了集群化、專業化趨向，合作程度不斷加深。

礦產資源合作所遇到的問題與挑戰

一方面，“一帶一路”的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對不同國家及地區的合作吸引力增強，世界發展的兩大主題并未發生改變；另一方面，地緣政治等因素以及其他不穩定因素增加，國際格局變化充滿不確定性因素，全球地緣政治對于資源的影響也越來越強。在此情形下，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礦產資源合作也面臨較多挑戰。

一是不確定因素增多。在一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出現了較為嚴重的資源民族主義。同時，一些國家資源開放政策也開始轉變，甚至單方面修改、撕毀與中國已經訂立的協定，限制與中國關鍵礦產的合作。例如，自2023年1月起，菲律賓便有意向參照印尼的做法，對鎳出口加征關稅抑或直接限制出口。津巴布韋宣布，若無特殊豁免情形，其境內所有種類的原礦石都將被全面禁止出口，旨在對本國的礦石資源出口政策進行重大調整與把控。此外，為追求更多的利潤，剛果等其他幾個“一帶一路”國家已經大幅提高了礦山開采稅、礦產出口稅、特許權使用費等，為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礦產資源合作帶來了較多不確定因素。

二是合作風險復雜化。與其他方面合作面臨環境變化較為不同的是，礦產資源合作面臨著更多的環保因素。一方面，在礦產資源的開采和加工過程中，可能會產生大量的廢渣、廢氣、廢水等污染物，這些污染物會對周圍的環境產生嚴重的影響，如空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另一方面，在開采和加工過程中，也可能會破壞當地的生態環境，如森林、草地、野生動物棲息地等。以上行為均可能使中國在與“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合作的過程中遭遇巨額罰款，或引起當地居民或環保組織抗議，嚴重時甚至會迫使項目中斷，給企業帶來重大經營風險。從已有實踐來看，資源可持續利用已成了不同國家與地區發展的共識。

三是風險抵御力較弱。自“一帶一路”政策提出以來，雖然中國與有關國家的礦產資源合作取得了巨大進步，但整體仍處于摸索階段。中國礦業聯合協會的統計表明，在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礦業合作中，有相當比例的項目因種種原因未實現預期目的，例如，蒙古礦產行業相關立法變動頻繁，2010年后，受資源保護主義影響，蒙古政府逐漸收緊相關政策，對中國企業收回部分礦產許可證；2021年，剛果共和國南基伍省當地政府叫停了六家中國公司在當地采礦業務，理由是非法采礦和破壞當地環境，等等。

雖然近幾年情況略有好轉，但整體并未達到預期。一方面，這說明中國與相關國家的礦產資源合作面臨的風險較多，所處環境較為復雜；另一方面，這也說明中國與有關國家在此方面的合作遠未達到成熟健全的階段。這些均使中國在國際礦產資源合作方面防御能力較弱，不利于在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背景下建設穩定的礦產資源進口渠道。

如何做好“一帶一路”礦產資源國際合作

面對新質生產力背景下中國礦產資源國際合作面臨的挑戰，中國需要積極應對，推動智能化和信息化技術的應用，加強與國際合作伙伴的合作，共同開發市場，促進礦產資源的可持續發展，推動中國礦產資源國際合作邁向新時代。在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背景下，為推進礦產資源國際合作，實現由礦業大國向礦業強國的邁進，緩解或從根本上有效解決上述問題，可采取以下建議：

第一，加強大國協商優化戰略合作布局。一方面，中國有關方面可以積極就“一帶一路”沿線礦產資源開發勘探等方面與美國合作，通過兩國合作共贏局面的擴大，降低美國對“一帶一路”國際戰略的偏見和疑慮；另一方面，中國應從不同方面推動與俄羅斯在礦產資源方面的合作，特別是就已開展實施的基礎上深化擴大合作的廣度與深度，進一步完善相關的基礎建設，以同時滿足兩國的利益訴求。

第二，堅持互利共贏持續推動深度合作。在推進與“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礦產資源合作進程中，中國有必要立足當下實際情況，于礦產勘探、開發、加工以及貿易等關鍵環節進一步拓展與深化共建合作模式。通過此方式，著力提升合作勘探開發的成效以及礦產資源的綜合利用效能，同步攻克工業體系存在的短板與基礎設施薄弱等難題。

以此為基石，攜手構建開放包容的合作生態，為有效防控各類潛在風險筑牢根基，促進“一帶一路”礦產資源合作向更高水平、更深層次邁進，實現沿線各國資源互補、協同發展的良好局面。一方面，需要立足于自身進行制度建設，加強頂層設計；另一方面，應提升資金支持力度。在發揮國家財政資金的同時，充分利用已構建的平臺，如“絲路基金”“中非發展基金”等，增強對有關企業與“一帶一路”沿線礦產資源合作的資金支持，特別是相關優勢企業。

第三，國企民企共進增強抵御風險能力。在“一帶一路”背景下，國企已經成為中國參與礦產資源合作的先鋒力量，也積累了一定經驗。針對有境外礦產資源投資意向的民營企業，在相關領域已取得先發優勢的國有企業理應主動擔當，在資金層面、技術領域和人才方面給予援助，助力民營企業在境外礦產資源投資之路上穩健前行，攜手共進，實現合作共贏。在出現風險跡象時，國企應及時發出預警信號，并幫助民企規避風險，以提升其境外礦產資源合作的能力。

（作者系廈門大學管理學院講席教授、中國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長）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