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總需求結構失衡是制約我國宏觀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總需求結構由以投資和外需為主轉向以居民消費為主，是實現中國經濟長期、持續、穩定增長的必由之路。總需求結構失衡的原因，在于我國之前經濟趕超的模式和房地產市場長期繁榮導致投資快速增長，并且使得收入分配差距擴大，降低了居民消費在總需求中的占比。為了穩定經濟增長，在實施逆周期宏觀調控政策的同時，我國應該進一步推動市場化改革和法治化建設，改善需求結構，深化體制改革，促進經濟健康發展。

總需求結構失衡是制約目前中國經濟穩定增長的關鍵因素

作為世界上主要的人口大國，中國在由后發國家向發達國家實現經濟趕超、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實現體制轉軌以及由封閉經濟向開放經濟實現發展戰略轉軌的三重轉型過程中，伴隨著生產體系的完善和生產能力的提升，制約經濟穩定增長的主要因素由供給不足轉為了需求不足。如何為生產活動提供足夠強勁的需求動力，是各國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趕超過程中始終需要解決的問題。根據世界上其他人口大國的發展經驗，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國內需求，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將在GDP中占據較大比重。自2020年以來，我國先后提出了“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以及“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戰略思想，為實現這一轉型創造了條件。

從1978年開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至1992年明確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改革目標之前，平均而言，居民消費在GDP中的占比超過50%，投資占比接近30%，凈出口接近于零。從1992年至2000年，投資和凈出口占比有所提高，居民消費占比降至45%左右。從2001年加入WTO至2011年，投資和凈出口占比進一步增加，分別增至40%和5%左右，而居民消費占比則降至40%以下。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凈出口占比有所下降。2012年至疫情之前，凈出口占比降至2%左右，但是政府消費和投資占比有所提高，而居民消費占比則略有降低。2020年疫情以來，總需求結構出現了緩慢的和被動的調整，投資比重略有下降，居民消費比重略有上升，調整總需求結構仍然任重道遠。

從居民消費占比的國際比較來看，中國的這一比例不僅低于世界上主要的發達經濟體，也顯著低于中高收入經濟體和世界平均水平。在發達國家，這一比例一般保持在50%~60%之間，而中高收入經濟體和世界平均水平分別為45%和55%左右，而我國目前居民消費占比處在低于40%的水平。相對于投資和凈出口而言，居民消費波動幅度較小，因此，較高的居民消費占比有利于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

與之相對應，投資在我國的GDP中占比明顯偏高。近幾十年來，我國在人均收入水平相對較低時，居民消費能力有限，難以為企業生產的產品提供充足的市場；另一方面，由于人均資本數量遠低于發達經濟體，資本回報率較高，因而投資成為驅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從長期來看，我國投資在GDP中的占比有上升趨勢。1978~2000年，每年總資本形成占比平均為36.36%，2000以后則上升到42.65%，2023年為42.08%，這遠高于發達國家20%~25%和中高收入經濟體35%的水平。

在國內收入水平相對較低、市場規模相對較小的情況下，國際市場和出口成為解決有效需求不足問題的重要途徑之一。過去四十多年間，中國的商品出口在世界出口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不足1%提高至2023年的14.12%。與此同時，幾乎所有主要發達國家的出口占比在這一時期都出現了較為明顯的下降。隨著中國經濟規模的擴大以及與其他主要國家在世界貿易中占比的此消彼長，貿易爭端日益頻繁，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驅動作用也將有所減弱。出口對經濟增長驅動作用的減弱，體現為凈出口在GDP中占比的下降。中國的這一比例已經由2007年最高時的8.68%降至疫情之前的不足1%，盡管近些年來有所上升，也僅為2%左右。雖然中國凈出口在GDP中的占比仍略高于其他主要發達國家，但是，很明顯相對于中國當前的經濟規模，國際市場難以像過去四十多年那樣，成為解決我國需求不足問題的主要途徑。

當前總需求結構失衡的原因分析

在經濟趕超和經濟開放的過程中，旺盛的投資需求和出口需求始終是驅動中國經濟實現快速增長的主要動力，此外，快速的城鎮化導致了長達二十年的房地產市場繁榮，房地產投資需求迅速擴張，而由房地產價格上漲產生的財富效應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刺激消費需求的作用。隨著我國收入水平和人均資本水平的提高、出口在全世界占比的上升以及城鎮化速度放緩和人口的快速老齡化，投資和出口需求逐步放緩。另一方面，以往四十多年快速的資本積累導致財產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增長較快，工資性收入增長較慢，功能性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居民消費需求受到了抑制，導致總需求結構出現了失衡，有效需求不足問題日漸顯現。

中國在過去幾十年間實現了快速的經濟趕超。1990年，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人均GDP僅為美國的4.1%，低于印度和越南的水平，而巴西和墨西哥分別是中國的8倍和9倍。至2023年，中國人均GDP已經提高至美國的30%，遠超過印度和越南12.5%和18.6%的水平。巴西和墨西哥則面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在經過三十多年以后，與美國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有所擴大。

資本積累是實現經濟趕超的必要條件。在人均收入水平相對較低時，資本能夠獲得更高的邊際收益，因而導致更高的投資率和更快的投資速度。另一方面，在收入水平較低時，人口和勞動也會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從而延緩人均資本的上升速度和資本邊際收益的下降，使較快的投資增長可以保持更長的時間。從國際比較來看，1996~2023年中國固定資本形成的年均增速達到10.1%，不僅遠高于發達經濟體3%以下的水平，也高于其他新興大國2%~8%的增速，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國固定資本形成增速的穩定性遠超過其他新興大國。

中國快速的投資不僅源于直接的生產性投資，也是由于政府進行了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比如，長期以來，中國對與交通運輸有關的基礎設施進行了大量投資，建立高水平的物流體系，根據世界銀行的評分，其質量不僅遠超過中高收入經濟體的平均水平，也優于歐盟和美國，僅略低于日本，從而為經濟增長提供了有力的支撐。政府在飲用水等生活基礎設施方面補足了短板，水平越來越接近發達經濟體。

在經濟趕超階段，較快的投資增速和較高的投資占比有助于實現更快的資本積累，縮小與發達國家人均資本和技術水平的差距，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與1978年相比，中國2019年人均資本提高了35.5倍，速度遠快于其他東亞、東南亞和拉美代表性經濟體，這也是中國經濟實現快速增長的直接原因。但是，隨著人均資本水平的提高和資本回報率的下降，投資增速的趨勢性下降是必然的結果，其對經濟增長的驅動作用也會相對減弱。

經濟開放是中國經濟實現快速增長和發展的根本動力之一。經濟開放，特別是加入WTO，使中國得以利用國際市場解決發展初期的需求不足問題。中國出口在GDP中的占比自1978年之后不斷攀升，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前達到36%的峰值，此后出現了持續的下降，2016年之后降至20%以下。因此，從其他人口大國的發展經驗來看，未來積極參與國際市場，有助于促進企業借助于激烈的市場競爭提高效率，但是很難將國際市場作為解決需求不足的主要途徑。

中國的經濟趕超伴隨著快速的城鎮化過程，城鎮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至2023年的66.16%。1996年至疫情暴發之前的2019年，平均每年新增城鎮人口維持在2200萬人。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對城鎮房地產和基礎設施投資產生了大量的需求，使房地產占全社會固定資產的比重由14%提高至28%。與此同時，房地產價格也出現了持續的上升，漲幅遠超過同期一般價格水平的上漲。

隨著城鎮化率的提高，每年新增城鎮人口自2020年以來急劇下降，由之前的平均每年2200萬人降至1200萬人左右。另一方面，與其他東亞經濟體一樣，中國總和生育率出現了明顯下降，由20世紀90年中期以后的1.65降至2021年以來1.2的水平，人口規模自2023年以來出現了負增長，人口結構進入快速老齡化階段，自2018年以來，65歲以上人口的占比平均每年上升0.55個百分點。由于城鎮化速度顯著放緩，人口結構出現了顯著變化，房地產市場進入深入調整階段。房地產投資自2022年以來每年減少10%左右，成為拖累經濟放緩的最為重要和最為直接的原因。

持續快速的投資實現了快速的資本積累，縮小了中國與其他發達國家人均資本數量的差距，為長期經濟增長提供了重要的支撐。另一方面，這也導致資本數量的迅速提高，超過了同一時期收入的增速，由此導致利潤和利息等財產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上升，而工資等勞動報酬或工資性收入占比下降，使得功能性收入分配差距擴大，進而導致居民消費在總需求中的占比下降。此外，這一比例的提高也意味著資產收益率的降低，抑制了投資需求的進一步擴張。在外部需求減弱，而居民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不振的情況下，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日漸顯露，成為制約我國經濟增長企穩回升的主要障礙。

經濟展望和政策建議

在新發展理念的指引和新質生產力的推動下，預計中國明年將會延續企穩回升的勢頭，超常規逆周期政策將為穩定經濟增長提供強力支撐。另一方面，需求側結構性改革仍然任重道遠，外部環境不確定增強。綜合以上因素，預期2025年GDP增速保持在5%左右，CPI小幅回升至0.5%左右，城鎮調查失業率降至5%左右。

超常規的逆周期政策是穩定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但是經濟結構失衡，特別是需求側結構性失衡，是制約中國經濟長期、持續、穩定的根本原因。從以往的經驗來看，只有在實施逆周期政策的同時，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推動經濟結構調整，才能為長期增長注入活力，從而促進中國經濟行穩致遠。

第一，提高居民收入和勞動報酬的比重，改善收入分配狀況。

長期以來，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一直是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增加城鄉居民收入的重要舉措。只有持續穩定地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收入分配狀況，才有可能提高居民消費在總需求中的占比，在投資和出口需求放緩的情況下，使居民消費成為需求增長的主要動力，解決總需求結構失衡和總供求失衡的問題。

第二，逆周期政策與結構調整政策相協調，促進經濟結構改善。

超常規的逆周期政策將會起到為經濟增長托底的作用，但是宏觀經濟持續健康地運行，必須解決前期積累的結構性問題，因此，穩定經濟增長的根本途徑在于協調逆周期政策和結構調整政策，改善經濟結構。因此，逆周期的發力點應當著眼于提高居民消費，并且提升投資效益。適當調整財政支出結構，改變以往以刺激投資為主的政策思路，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增加直接惠及民生的支出占比。

第三，需求側結構性改革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協同發力，使總供求更為均衡。

根據古典經濟理論，供給能夠創造自己的需求，因此，有效需求不足主要是因為供給側的結構性矛盾導致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淘汰落后產能，使生產和供給結構能夠更好地適應需求結構，從而實現經濟復蘇。但是，如上所述，由于中國經濟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以往以投資和出口驅動經濟增長的模式難以為繼，因此，在推行供給側結構改革，通過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實現供給側提質增效的同時，也需要推進需求側結構性改革，使得由生產和供給產生的收入能夠更有效地轉換為總需求，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使總需求結構更加協調，從而恢復總供求相對均衡的狀態。

第四，制定和實施標志性改革措施，激活市場活力。

中國經濟的一大制度優勢在于，在黨和政府的堅強領導下，通常可以將經濟增速放緩的壓力轉化為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動力，持續推動以市場化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成為中國應對經濟增速放緩的寶貴經驗。通過有標志性意義的改革措施，如20世紀80年代初期設立經濟特區，90年代初期創辦股票交易所，明確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90年代后期推動國企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21世紀初期加入世貿組織，不僅完善了中國的經濟體制，也為長期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礎，為經濟增長的復蘇提供了強大的動力。因此，為推動中國經濟持續向好，實現更快速度的增長和更好質量的發展，需要進一步明確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和決定性作用，尊重和保護個人與企業的各項基本權利；政府規制和引導經濟的主要手段由產業政策轉變為競爭政策；健全法治制度，對行政權力形成有效制約，厘清和筑牢政府與市場的邊界。

（稿件來源：第一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