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內地共有27個省會/首府，GDP總量最高的廣州超過3.1萬億，最低的拉薩不足1000億元。衡量省會的強弱，看的不只是GDP總量，更重要的是省會GDP占全省的比重。一般而言，省會GDP占全省比重超過30%的可視為“強省會”，低于20%的多被視為“弱省會”。如果省會經濟比重占比超過50%，則是強省會的極端，堪稱“一省一城”；反之，省會占比低于15%，那就是徹徹底底的“弱省會”。

強省會幾乎云集于中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而東部地區的省會首位度普遍位居中下游乃至墊底。根據最新數據，我國典型的強省會包括銀川、長春、西寧、西安、哈爾濱、成都、拉薩、武漢、海口。其中，成都、西安、武漢，堪稱雙重意義上的“強省會”。GDP破萬億乃至2萬億，全省經濟占比超過1/3，在全省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當然，最極端的還是銀川、長春、西寧，省會經濟占據全省半壁江山。意味著在省會之外，幾乎沒有能獨當一面的地級市。西部省份地廣人稀，產業結構單一，全省經濟體量本身就不大，“一省一城”符合常態。

與之對比，典型的弱省會，包括南京、濟南、呼和浩特、石家莊等地市，南京位列倒數第一。這些省會在所在省份都不是經濟第一大市，也不是人口第一大市。省會在全省無法“一家獨大”，也難以形成對全省經濟產業發展的主導權。南京與蘇州，濟南與青島，呼和浩特與鄂爾多斯、包頭，石家莊與唐山，都是如此。

弱省會的另一面，是“多中心”，東部沿海省份普遍呈現“多中心”的發展局面。一大原因在于港口。全球化時代，誰靠近港口，誰就接近國際市場，足以獲得發展先機。外貿與制造業通常是同頻共振，港口帶動一眾工業城市崛起，蘇州、青島、寧波、泉州等地都是如此。其二，港口之外，計劃單列市的政策因素同樣不容忽視。我國城市體系中，享受財政單列且為副省級的計劃單列市最為醒目，這些城市與省會形成分庭抗禮之勢。目前，我國5個計劃單列市都在沿海，包括深圳、寧波、青島、廈門、大連。所對應的廣州、杭州、濟南、福州、沈陽，恰恰都不是強省會。其三，在都市圈和城市群時代，超級中心城市、大都市圈的虹吸效應同樣不容低估。南京之所以難以“一城獨大”，在于附近有上海這一超級城市的存在，上海大都市圈將蘇州、無錫、常州、南通都納入“勢力范圍”。

過去幾年，南京、濟南、沈陽、福州先后祭出打造強省會、競奪國家中心城市的行動。隨后，南昌、貴陽、南寧、蘭州等地更進一步，甚至喊出“省會強則全省強”的口號。然而，這幾年“強省會”的聲音開始淡化，被省域副中心取而代之。這背后，與最近一段時期的政策轉向不無關系。早在四五年前，從頂層設計提出“中西部有條件的省區，要有意識地培育多個中心城市，避免‘一市獨大’的弊端”。隨后，國家層面出臺多份文件，要求超大特大城市瘦身健體，嚴控省會城市規模無序擴張，嚴控撤縣建市設區。

但問題往往要一分為二，一個普遍共識是：弱省份需要強省會，而強省份需要多中心。道理很簡單，只有經濟強省才有打造多中心的底氣，而欠發達省份如果資源過度分散，很容易淪為一盤散沙。對于中西部的經濟弱省來說，人口流失的局面需要扭轉，東部地區的產業轉移需要爭取，國家戰略需要競奪，無不需要強省會赤膊上陣。對于東部的經濟強省來說，經濟強市眾多，省會想要一家獨大也不容易。關鍵是，區分好省會與經濟強市之間的功能定位，讓省會更好發揮省會功能，經濟強市更多發揮經濟功能。至于中西部已經做大了強省會的省份，省會再繼續膨脹，可能會帶來一定的負面效應，做大都市圈，同時培育多個副中心城市，無疑有必要性。強省會戰略，追求的不是省會“一城獨大”，而是以省會存在感、競爭力的提升，抬升全省在全國的位置。

來源：經濟觀察報